当你的老板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决定后，你会如何作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顺而从之。其实，这样的选择大体是保守的，做这样选择的原因很可能是纠正老板错误的风险太大，万一不成功，引火上身。最近集中看了《史记》、《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子谏言君主的故事，其中既有成功的范例，也不乏惨痛的教训，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思考。

我认为，对谏言人的命运产生最大转变的一次是“李斯谏秦始皇”。当初秦始皇听信国内一些大臣，决定将秦国境内的外国人驱逐出境，有点类似如今保护本地人才的就业的味道，而李斯是楚国人，在逐客名单之列。于是他便上书秦始皇，阐述秦国历史上的诸位君主如何在外国人的帮助下日益强盛，这些有名的外国人有使秦国由弱变强的蹇叔（宋国人），破六国合纵的张仪（魏国人）和变法的商鞅（卫国人）。这充分说明了秦国是有积极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历史的，李斯还附加提醒，驱逐外国优秀人才，就等于向敌国贡献优秀人才。所以，《大腕》里那句“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的，其实放在公元前3世纪也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服如何不能使秦始皇心意改变，李斯拯救了秦国的外国人才，也完成了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最后他做了秦国的丞相，但是他“焚书坑儒”的反动政策，历史也不会忘记，这是其他话题了……

可见，以本身的优点或历史的优点来照鉴当下的错误，不失为让老板重新考虑的方法。但是，技巧处理不好，会给人以“因循守旧”之感，尤其当老员工说服新老板时，技巧很重要。

唐朝的书法大家也是宰相的褚遂良在反对唐高宗废立皇后时，就显得吃力不讨好。他首先摆出一副“以死谏诤”的硬姿态，而后以先帝的遗嘱压人，最后还玩“硬碰硬”——叩头到鲜血直流。皇帝也不是软柿子，不吃老家伙这套，还把老家伙贬职外地。

所以给上司提意见硬碰硬是不行的，倚老卖老也不行，拿前任老板的规矩压人也不行。应当向美国人本杰明·弗兰克林说的那样：“想要说服别人，不能仅晓之以理，应该晓之以利。”《下篇》再来看看，战国时期赵国的触龙如何说服赵太后。

秦国要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的救援条件是赵国的公子平安君到齐国作人质，——这在战国时期的外交事务上是很正常的交易，秦始皇的“名义”老爸就曾作为人质呆在赵国。而赵太后对平安君很宝贝，坚决反对把平安君作为人质，而且放出“谁再敢提这事儿，老娘跟他没完”之类的狠话。这当头，赵国的一位大臣触龙有一次和赵太后汇报工作的时候就说起自己的小儿子，想请太后托关系进入好部门，捞个好差事，因为怕自己百年以后没人照顾，触龙的这份疼爱小儿子的心意引起了赵太后的共鸣，不经意间，触龙话锋一转，意味深长地说起，真的爱儿子就要为他将来考虑，然后就提到平安君将来的地位不能总由赵太后保障，他没有政绩，没有功劳的话，将被人看不起；而为国家利益当人质，就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会为增厚其政治资本。赵太后便醒悟了，平安君做了人质，秦国撤退了，赵国安全了。

触龙的说服技巧就很高超了，他会找到老板的共鸣点（其实为小儿子某差事估计是编造的，至少不是当真的），再从老板的长远利益出发，帮助其权衡眼前的得失。

还有一些说服老板的例子很有趣，凸现说服人的机智与幽默。秦二世觉得他老爸的长城土里土气，想把万里长城用油漆刷一遍，显然这是一项非常可笑荒唐的形象工程，——也使我联想到去年有地方政府要把当地荒山刷成绿山的奇思妙想，这时，有一位叫优旃的歌舞明星，就对秦二世说，“这个主意实在很好，您不说，我也打算提出来呢，虽然费点钱财，耗点人力，但还是很好的！城墙刷漆滋溜滑，敌人都爬不上来。但是，最大的困难倒不是刷漆，而是如何找一个比长城更大的屋子好让漆阴干呢？”雷人吧，秦二世当场也笑了，笑过之余，漆长城的计划自然作罢了。这叫将计就计的说服。

最有趣的是曹操的将军简雍说服曹操。当时曹操在国内实行禁酒令，酿酒者要处罚，一次魏国的工商局人员在一户人家中找到了酿酒的器具（因为之前是允许酿酒的，后来不让了，所以还保存器具），曹操便据此以从事酿酒的名义处罚了那户人家。之后有一次，简雍和曹操一起出游，看到前面走着一男一女，简雍说前面两人要做不干不净的事，赶快把他们绑起来，（古代男女授受不亲，光天化日做爱更是犯大罪），曹操问，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干那个事，简雍说，“他们俩都有干那个事儿的工具啊，和就好比有酿酒器具一样啊！”古人的睿智和机敏让我折服。

回到现实中，上述这些故事的启示和技巧又不可照搬的，因为因人而异的情况普遍存在，我们熟知的魏征，他的谏诤能成功，除了方法，与唐太宗的本人的性格也密不可分，魏征碰上纣王或许就小命难保了。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在未摸清老板脾气之前，最好还是沉默是金，了解老板脾气之后，大多数人还是不太敢提反对意见，因为我们的智慧和技巧与这些古人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如果你用好了，说不定就名垂千古了。

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发现自己疏漏了一个重要的史料——韩非子的《说难》，正是讲述的我这个话题。但实事求是地自我吹捧一下，我的原文的最后一段自己的总结和韩非子不谋而合。现将《说难》中一段白话文结束此文：“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表达我的思想，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忌的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而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说辞去适应他”。

  

第一次长途跋涉
2006年夏天的“友谊之旅”是我最丰富多采的一次采访经历。和数十名俄罗斯同僚同行，跋涉上千公里。看上去像是走马观花，因为每个城市平均呆不上2天就要离开了，但对俄罗斯记者的了解是日益深刻。他们口头上对中国菜肴和酒水赞赏有加，但不少人还是吃不惯中餐；贵州引以为豪的茅台，在他们眼中肯定比不上伏特加。
从他们中间有商业性的媒体，也有国营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涵养也有所不同，有几个是大家公认的trouble-maker，每次离开下榻的饭店总会无意留下自己的个人或办公物品，每次集合出发时，总有那么几位流连忘返而害得我们苦苦寻找。
虽然短期的、有意制造氛围的访问很难让人有大的收获和认识，但是从俄罗斯记者们好奇的关注点和提问中，也能获益匪浅，有时，正是在自己给他们就某些现象作解释的时候，发觉为什么我们自己国人没有关注过这些有趣的变化呢？例如，在他们眼中中国特色的屋顶的设计为何在现存的建筑中逐渐消失了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能讲互相听不懂的语言呢？
总之，为期一个多月的“车轮战”式的采访让我目不暇接，相信那些俄罗斯记者更是如此感受。我有限的精力的确不能同时保证写稿、欣赏、交流的质量，还好最后在领导的催促下，我基本完成了数量的任务，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
两次深刻改变我想法的写稿
XHS的稿子虽然看似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实质却是千篇一律。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其他同志称之为“XH体”。很可惜，我这四年多来，在临摹XH体上还是没有多少进步，抑或是我根本不想进步。这期间，有两次采写新闻，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让我更加固执不前。
2005年松花江上因化工厂爆炸发生了重大的水污染事件，我有幸在哈尔滨参加了这场“战役性报道”——XHS经常喜欢用这类很有意思的词汇。当时污染的水团已经离开哈尔滨，但水质还是令人担心，而使用活性炭祛除水中的苯类化合物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哈尔滨本地并没有那么多活性炭，在媒体大众和政府的呼吁下，来自全国其他城市的活性炭准备发往哈尔滨。那天下午，第一批从外地运送至哈尔滨的活性炭即将达到，这个消息是一位老同志告诉我的，他因为还有其他采访任务，所以让我先去，第一时间发个消息。
为了从职业角度做到“第一时间”，我在确认所有信息之后，直接往编辑部技术局打电话，口述稿件。自认为那篇稿件显得既有时效性，又有现场感。但是，回到分社发现我的稿子没有发，再仔细一看，另外一位记者写了篇相同内容的稿子。我不想评论写的质量如何，当时就想质问，那个记者根本没去现场，而且从她建稿的时间上来说也比我晚3分钟，最要命的是，她还把一个重要的数据——实际运抵的活性炭的数量搞错了，差了一倍！带着这些想法，我走进了总编室，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是“那总不能再发一次改稿吧，这不是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当时，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无论如何想不通，现在释怀了——XHS缺少一个健康的、鼓励自我修正的导向机制，这导致了部分新闻稿件“将错就错”的出现。
另一次记忆深刻的采写是在一次中央媒体联合报道中。我们到了西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和相关人士在会议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提了一个兵马俑元素和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有意思的问题，并把它写成文。在传给总部编辑室后，编辑对我说“稿件结构有些乱，主题不明确，建议不发。”我感到莫名其妙，只能自叹能力不足吧，随后有一位其他网络媒体的同仁，看我写完了稿子，问我能否转载。我便告诉他，稿子归他了，但发表时不要写我的名字。第二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稿子，转载数量在10家媒体以上，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还有XHS旗下的著名网站也转载了那家媒体发表的我的稿件。看到这样的结果，只能说人各有“智”了。但愿是我运气不好，碰到了XHS难得的几位这样的编辑，相信大多数编辑还是“睿智型”的。（待续）

当发布这篇blog的时候，应该就是我正式提交辞职信的那天了。我记得四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拨满怀理想和好奇的年轻人，在共同的雇主——XHS的感召下，集聚到房山培训基地进行入职培训的日子。虽然名义是培训，实质是洗脑，但那的确是一段留下美好回忆的日子。当初给我们洗脑的领导，或许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但至于他们讲话的内容，又有多少人至今记忆犹新呢？但是时任人事局局长，现任副社长的那位领导的一句话音犹在耳：“XHS就是一张滤网，现在你们都差不多，但五年或者三年之后，从你们这些人中间就能看到区别了。”

没错，在04年原先的岗位上到现在，当初的一些同事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从无名小卒到获得高层领导嘉奖的名妓，从默默无闻的岗位换到较为炙手可热的部门，而我，也终于选择了一条与很小一部分同事一样的道路：离开SXH这个系统。

现在对这个选择做出综合评价还为时过早，也不合时宜。但把这四年经历的得失、哀喜，乘着新鲜的记忆回顾一遍，意义非凡。

我对XHS的看法和感情可以总结为四个阶段：充满幻想的憧憬——满腹狐疑的质问——出离愤怒的厌恶——习以为常的平淡。学生时代爱好耍弄文字的我很难想到，以俄语为专业竟然能找到与媒体相关的工作——一个可以在千千万万人面前耍弄文字的单位。所以，刚毕业时，我像很多同事一样，可以自豪地在同学圈里、亲戚堆里炫耀地说出我的单位。我买了几百块钱的有关新闻采访、编辑的书籍，脑子里已经把所有美好、崇高的联想附加在这个职业和这个单位上了。这种冲动就好比热恋中注满吗啡的大脑，往往会产生脱离实际的想法和行为。但是，正像热恋回归现实，一旦实际工作做起来了，都会有“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的感慨。

其实，对于刚走上社会的毕业生来说，进入第一个工作单位，基本上也会有这样的思想经历。只是自我感觉我太早熟了，过早地过度到了有些人入职十几年后才能体会到的感受。

虽然对XHS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但这四年多的经历中总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以做新闻的职业习惯来回味或许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方式：

第一天实习

每个人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天实习一定印象深刻，我也不例外。那天具体干了什么工作有些模糊了，但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当天穿了一身灰色的西服走进了开放式的工作平面，当我第一次环顾四周时，发现我的着装很突兀——是唯一一个穿正装的工作人员。中午在诺大的餐厅内我也发现了西服，但不是我这着类型的，而是比较休闲的西服，而绝大多数人是便装。这一场景至今回忆起来很好笑，因为据说当天我比部门领导都穿得正式。而且，这四年来，我没有看到一个来此实习的毕业生穿得像我那天那么正式的。这第一件让我深深感触XHS“原来不是那样的”。另外，就是关于称呼的趣事。“老师”是这里最常用的称呼，而且是新人几乎唯一可以用的，所以当初除了大我一年的师姐，我通通叫“X老师”，包括后来我得知只比我大3年的同事。有些人过了半年就习惯叫其他称呼了，而有些人要一年之后，而两位小组领导至今我还是以老师相称。

第一次采访

第一次采访对于一个记者来讲就像第一次约会一样难忘，当然一般事后也会觉得“当时自己怎么那么笨拙”，我也是。那天是周六，是回到我们母校的一次采访，关于中俄教育圆桌会议——其实就是很普通的座谈而已拉。YUE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会议9点开始，我们约在8点半校门口见，当时我可能迟到了3分钟，就遭到YUE的轻微批评，YUE是我们小组最认真的人之一，同时我也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人之一。

座谈在一间20平米左右的小会议举行，中俄双方的代表是一些高校的教师，唯一的官员是俄驻华教育参赞。当时我也不知道该记录什么，如果是一堂俄语听力课倒是不错的教材……估计由于都是大学教师，大家都非常能侃，会谈看似无休止。终于在会谈的休息期间，YUE拉到了那位俄罗斯参赞，他让我录音并记录，他自己也记录，问了一些诸如“中俄教育合作前景”之类的“大路货”问题，当时我也是很认真地在听的。快到中午时，北外的老师们要留我们吃饭，YUE同志婉言谢绝了，说回去要发稿子，——这不是托辞，他是认真的。回去后他让我负责写中文，他写俄文，XHS很有趣的一点就在于同一篇稿件，要求写两种以上语言，以期让世界上不懂汉语的人了解。还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中文的稿件没有任何稿费，而这样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事还经常有人干，而俄文的一篇稿费抵不上单程的出租车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XHS真是有不少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同志。我们的稿子最后改到了晚上7点，YUE同志的耐心和认真是可以让壁虎感动的，虽然现在看来当时尽管精雕细琢，写出来的还是一篇“大路货”，但是毕竟是一篇精雕细琢的“大路货”。所以，记得当时我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虽然心里觉得写一篇稿子怎么要这么累呢？

第一篇有意思的稿子

这是在黑龙江分社实习时发生的。由于分社的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导致老记者们没有积极性带我们这些实习生。所以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实习生无从下手。偶然有一次机会，一位记者说省水利厅有个电视电话会议，让我一个人去听听，我兴奋了半夜。第二天到现场，才知道什么叫做电视电话会议，而且这是个全国的电视电话会议，黑龙江只是一个分会场，北京总社一定有记者在写关于这次会议，那叫我怎么办啊？

会议快结束时，我意识到必须找到这里最大的头儿才可能发掘有意思的有本地的新闻。所以，会议结束时，我第一时间找到了省水利厅厅长，我发现我采访他的同时，那些省广播电台，报纸的其他记者都跟着我围了上来——那种情景是会使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情绪的，因为几分钟之前，他们还向我诉苦，这个会怎么报啊，现场在座没有任何人发言。

回来后，我以写“大稿”的心态创作，打电话咨询相关基层，寻找补充材料背景等等。好不容易完成后，我给一位关系不错的老记者点评，他并没有说什么不好，只是说换个新闻点，整篇稿子会更意思。我原来的主题是“黑龙江各级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春旱”，后来改成“黑龙江连续遭遇第十年春旱年”。这样的角度改动立刻使稿子变得有意思起来，事实证明，有数十家媒体采用了这篇来自很无聊的会议采访的稿件。第二天的央视天气预报里的谈到旱情，关于黑龙江的解说词基本和我的稿件内容一致。至此，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新闻写作的成就感。

第一次收红包

那是一次在俄罗斯使馆的采访，外国友人可没有给中国记者红包的习惯，我要说的采访和他们没关系，但是某省电视台要拍一部纪录片，主题和俄罗斯有关，所以新闻发布会就在那儿了。当时进场给了一个白色的手袋，我没细看，大概是一些宣传画册吧。但是在我回来的路上发现手袋里还有个信封，打开一看三张百元大钞，当时看得我有些心跳。我曾有过念头上交，但直觉告诉我，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在做秀。好在我有同事在采访部门，——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因为很少采访，所以遇上这种事会显得很没有经验，我询问了一个人，她说“这种事，你想怎么办呢？”我的悟性很高，我当时就知道她的意思了。唉，这种事怎么说呢？只能用潜规则来解释吧，如果严格按照新闻职业道德来讲，拿红包的结果会使你的稿件失去客观性，但是现实中谁在乎你的客观性啊，又有多少XHS稿子的稿子有客观性呢？在地方实习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类事，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让我写胡说八道、无中生有的话就可以了。（待续）